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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而四大美人的王昭君和亲匈奴呼韩邪单于，呼韩邪死后，被迫要嫁给其长子复株累单于。王昭君不能接受，向汉廷上书求归，汉成帝敕令“从胡俗”，最终也成为这一制度的受害者。

    在儒学兴盛的宋朝，此习俗更为世人不齿，导致汉人对蒙古族的印象也是极差。

    柴九说罢，也是感慨，道：“所谓弱肉强食，强大就想征服，羸弱便被奴役，古来莫逾此理。”

    张易之道：“子曰：有文事者，必有武备；有武事者，必有文备。文武双济，无所偏废，才能外御强敌，内安社稷。太祖立国之初，受五代十国之乱，天下疲敝，欲安邦必要休养生息，铸剑为犁，弭兵息民，本是至理。但杯酒释兵权，以文臣压抑武将，却是不智之举。及太宗继位，国已无可战之师，屡次败于辽人，渐至闻风丧胆，只能屈己修好，羁縻勿绝。再遇金人，亦如是，接连丧师辱国，此皆武备不修之祸也。”

    宋人崇文抑武，读书人更是自觉比武将高贵，甚至战场之上，也是文臣为主，武将为辅，以致本末倒置，败军折将的例子比比皆是。如张易之这般较为激进的读书人，已是极为愤慨。

    沈放初见张易之，便是在临安乾元书院听吴曦讲兵法，张易之畅评李广，也叫他印象颇深。

    崇文抑武，始于宋太祖，确立于宋太宗。赵匡胤自己是武将窃国，黄袍加身，认定“大抵五代之所以取天下者，皆以兵。兵权所在，则随以兴；兵权所去，则随以亡。”对武将本就忌惮。立国之后，国内一片狼藉，必用文人治之，因此必须摆足姿态，处处厚待文臣，甚至立下“勒石三戒”，告诫子孙“不杀士大夫”。

    至此之后，重文轻武之风一发不可收拾。文臣集团更是趁势而起，把持朝政，排除异己，上弱君权，下塞民路。

    与文臣春风得意相比，宋朝武将的日子分外难过。杯酒释兵权之后，一干开国良将，人人自危，争先恐后自污，广置田产，甚至强取豪夺，叫子孙无所事事，惹是生非。西京留守向拱在洛阳十余年，“专治园林第舍，好声妓，纵酒为乐，府政废弛，以致群盗昼劫”；元勋符彦卿，镇大名，则宠任部下刘思遇，大肆贪污纳贿；名将石守信专心敛财，“累令节镇，专为聚敛，积财矩万”；就连赵匡胤的妹夫高怀德，为了避嫌，也是不理军务，日事田猎。

    没办法，谁叫赵匡胤释兵权给的教导便是：“多积金，市田宅以遗子孙，歌儿舞女，以终天年”呢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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